科学决策的主要特征(6篇)

时间:2024-07-02 来源:

科学决策的主要特征篇1

关键词:数学学习不良比例应用题干预策略启示

数学学习不良是学龄儿童普遍的学习不良类型,美国一些大规模研究发现:约有6%的小学生和初中生被诊断为数学学习不良。数学学习不良领域的传统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的基本算术技能上[1]。与数学学习不良儿童基本算术技能的研究相比而言,对数学学习不良儿童更高水平的数学思维和问题解决的研究较少。研究发现:数学学习不良儿童最大的困难是解决数学应用题[2]。

虽然我国在国际数学竞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但是对于数学学习不良的研究却显得有些滞后。有道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所以,介绍XinYanPing对数学学习不良学生解决比例应用题的两种干预策略无疑是非常必要的[3]。本文首先介绍两种干预策略,然后对两种策略进行比较,探讨对数学应用题干预的启示。

一、两种干预策略

(一)基于图式的教学

1.图式

最早提出图式这个概念的心理学家是巴特莱特(F.C.Bartlett,1932)。他采用有意义的故事、图画和散文作为实验材料做记忆实验,研究发现:回忆得到的信息与实验材料相比,实验材料的结构保存下来了,但那些不重要的部分被忘记了。在记忆研究基础上,巴特莱特提出了图式概念,将图式界定为:“关于过去反应或以往经历的一种主动组织。”[4]

2.比例应用题图式

以比例应用题“一个菜谱使用3只鸡蛋做20个蛋糕,假如你想做80个蛋糕,则需要12个鸡蛋”为例,例示比例应用题图式。比例问题图式(见图1)具有下列特征:(1)比例问题描述两个物体之间的联系;(2)两个物体涉及两对联系,涉及四个量;(3)两对物体之间的数量联系(比率)是不变的[3]。

3.基于图式的教学[3]

基于图式的教学包括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为问题图式教学阶段,后两个阶段为问题解决教学阶段。

(1)问题图式教学阶段

步骤1:识别两个事物(一个为主语,另一个为宾语):鸡蛋和蛋糕。在图1上的主语和宾语下面写上它们。

步骤2:识别两个数量关系(共4个量),在图式图中填入数字。表征和匹配强调用对应的量正确安排两个维度(主语和宾语)。即,当第一对描述3个鸡蛋和20个蛋糕之间的联系时,第二对描述12个鸡蛋对80个蛋糕,而不是80个蛋糕对12个鸡蛋。通过等式检查正确与否:3/20=12/80,20×12=3×80,说明两对数量关系正确匹配。

(2)问题解决教学阶段

步骤3:在问题解决教学阶段,呈现具有未知信息的问题。指导学生使用图式图表征问题。与问题图式教学阶段一致,仅有的差异是使用问号“?”代替未知量。转换图式图为等式,并且求出未知量:3/20=?/80,?=(3×80)/20=12。

步骤4:写出完整答案,检查计算的精确性。

(二)一般策略教学[3]

一般策略教学包括问题解决四个步骤:理解;计划;解题;检查。

步骤1:理解。问学生:“你在问题中发现了什么?”“问题给出什么信息?”此外,鼓励学生用自己的话复述问题,列出已知信息。

步骤2:计划。可以使用一些策略解题(画图、画表格,写出数学等式,等等)。“你准备使用什么解题策略?”因为学生通常使用画图策略,教师集中于使用画图表征信息,然后通过数图形来获得解答。

步骤3:解题。展示他们的图形,求出答案。

步骤4:检查。要求学生说明答案是合理的,是否可以用另外的方法解决问题?

例如问题:“假如Ann使用5只柠檬制作2夸脱的柠檬水,若想制作8夸脱的柠檬水,需要多少只柠檬?”每只柠檬用一个*表示,每夸脱的柠檬水用@表示,先画出5只柠檬*****,接着对应画出2夸脱的柠檬水@@,然后画出8夸脱的柠檬水,即8个@(每2个画在一起),而每2个@对应5只*,所以,可以画出所有的*,最后,数出*的数目。

二、两种干预策略的比较

(一)问题解决过程

基于图式的教学和一般教学策略都遵循:阅读、表征、解题和检查四个步骤,但是两种教学在步骤2和3有很大差异,一般教学策略更笼统,基于图式教学策略更具体。

(二)策略干预效果

Xin[3]研究了两个问题解决教学方法(基于图式教学和一般策略教学)对22名数学学习不良中学生教学效果。结果表明:基于图式策略在及时和延时后测、迁移测验都优于一般策略组。

三、启示

(一)干预策略应强调应用题的抽象图式表征

比例应用题图式定义为:学生在比例应用题学习过程中,对学习材料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的、存储在长时记忆中的、具有一定框架结构的陈述性知识。如图1,图式表征能够揭示变量(或常量)之间的联系,是一种抽象的表征。而图2是一个半抽象半具体的图形表征,这种表征在数字较小的情况下能够解决问题,但是,解题速度较慢,更大的缺陷是:当问题中的数字很大时,几乎无法用半直观的形式来表示,问题将无法解决。因此,半直观的表征方式不值得推广。

(二)干预策略强调具体问题类型的图式表征

波利亚提出数学问题解决四阶段模型:(1)理解问题。(2)制订计划。(3)执行计划。(4)检查算式和结果。此模型适用于所有数学问题解决。在此基础上,梅耶提出数学应用题解决四阶段模型:(1)问题转换阶段:提取语言学知识和事实知识,用以将应用题中的各句子转化成某种心理表征。(2)问题整合阶段:提取问题类型的图式知识,形成能够反映文本命题之间关系信息的一个整合的心理表征。(3)解答计划阶段:选择一个解答计划。(4)解答执行阶段:执行运算以求得一个数字答案。此模型更适合数学应用题的问题解决,他认为四个阶段中前两个阶段是问题表征阶段,最重要的是整合表征,但是他未指出对某些类型的应用题如何表征。

解决不同类型应用题的策略应该在整合表征方面更具体,应该强调此类型的问题图式。例如,比例问题强调比例问题的图式,加减应用题强调加减应用题的图式,乘除应用题应该强调乘除应用题的图式。所以,在新手阶段,也就是学习的开始阶段,解题策略越具体就越能够促进问题的解决。

参考文献:

[1]曾盼盼,俞国良.数学学习不良的研究及趋势[J].心理科学进展,2002,10(1):48-56.

[2]Diane,P.B.,Brain,R.B.&Donald,D.H.CharacteristicbehaviorsofstudentswithLDwhohaveteacher-identifiedmathweakness.JournalofLearningDisability,1999,33(2):168-177.

[3]Xin,Y.P,Jitendra,A.K,&Buchman,A.D.Effectsofmathematicalwordproblem-solvinginstructiononmiddleschoolstudentswithlearningproblems.TheJournalofSpecialEducationa,2005,39(3):181-192.

科学决策的主要特征篇2

1工程管理的哲学思想基础探究

哲学研究世界本元和普遍规律,探寻自然界和人类之间的关系及发展,哲学的研究不是空泛和抽象的,是以客观世界的科学成果为基础。[3]而工程管理属于具体的科学研究,在科学的探究过程中,工程管理具有自身独特的存在方式和哲学特征。运用哲学的思维解释和思考工程管理中的问题,是对工程活动实践中的人、自然、工程关系等的总体把握和规定,是推进形成工程管理自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哲学主张和思想有很多,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哲学理论,是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统一起来的科学世界观。[4]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活动中的批判性,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并着重于处理“环境的改变和人自我改变”的一致性,同时,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理论和现实的不间断的双向运动中不断丰富、修正、发展和完善自身,是开放、发展和面向未来的。[5]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作为研究和思考工程管理本质问题的哲学基础具有其合理性。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实在性。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近代德国古典哲学,哲学家们都是在精神与物质、人与自然的分离中思考自然的,而马克思主义第一次自觉地立足于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把自然和人看作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动态整体,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被认识的。其次,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实践性。人和人的关系仅仅只是人和自然关系中的一环,人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认识自然和处理两者的关系,物质活动实践赋予人的社会性的基础,为了和自然、社会实现最优效率的物质交换,从人的实践性出发,恰当地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是实现人与自然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基础。对于工程管理而言,工程实践是构建人工存在物的活动,是改造自然的过程,而其中工程管理将人的能动性主动地引入到工程实践中,并立足于处理人、自然与工程三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工程管理中,人作用于工程实践,通过工程管理价值化地构建人、自然与工程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完全契合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实在性和人的实践性。目前,从哲学层面上,对工程管理的权威定义为:工程管理是关于工程活动中人的地位与作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科学。[6]因而,将辩证主义哲学作为探寻工程管理哲学内涵的思想基础更为合理,以工程管理实践为终极物质前提,工程管理哲学内涵是一个辩证的上升的多层次的系统,和历史逻辑发展相呼应,具有自己的思想核心以及日益完善和丰富的内涵与特征。

2工程管理中的哲学问题探析

2.1工程管理思维中的哲学问题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是一个多层次的能动过程,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大脑)运动形式。[7]具体分析和考察工程管理实践中的思维表现和形态,认真深入研究思维的特征和模式是工程管理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2.1.1工程思维是人们进行工程生产和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思维方式。与一般的科学思维不同,工程实践面对的不是唯一客观存在的事实或现象,不是去寻求一个唯一或最优解,工程思维指向的是规划或设计的对象,同现实世界是“创造性”的关系。工程思维是一种以价值为导向,综合运用分析、归纳、演绎、形式逻辑等方法为工具的创造性思维。[8]2.1.2伦理思维是人们对各种工程活动和工程师的职业行为进行伦理审视的思维方式。微观上,伦理思维围绕工程管理者个人的责任和义务,着眼于工程管理者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应承担的道德责任,与职业伦理紧密联系;宏观上,伦理思维重点关注工程整体与社会的关系,运用伦理思维,将工程活动置于广泛的社会背景中,考察其与人、与社会、与环境的相互关联,主要在工程活动中思考和研究工程技术的价值负载及其对社会伦理秩序的影响,工程中的环境伦理问题,工程实施过程中的社会公平等问题。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一方面工程价值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技术进步、分工细化改变了工程活动和工程管理的方式;另一方面,人们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认识开始发生转变,从“征服自然”,转变到了“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跳出单一的工程思维模式的束缚,从伦理的角度重新审视工程管理,从哲学的角度全新思辨工程管理。科学的工程管理思维模式是以工程哲学思维为核心元素,以工程思维为质料,以工程伦理思维为骨架,融合艺术思维、形象思维,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新型融合思维模式。

2.2工程管理决策中的哲学问题

工程决策决定工程的成败,具有重要意义。工程决策贯穿工程的始终,在大多数情况下,工程决策所涉及的过程可能是复杂的,重复性的和多层次的。工程决策中的哲学问题归根结底是决策观和决策方法论的问题。2.2.1决策观的问题。工程决策中应秉持科学决策观。一方面,要处理好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矛盾,在工程决策中,决策者的理性、想象力和意志力等都是主观性的表现,也是决策所必须的。[9]而以人为本的宗旨要求在工程决策中正确客观的对待人的主观能动性,避免在工程决策中消极的对待客观困难,抹杀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的机械唯物主义,同时也要避免脱离客观实际的“拍脑袋”的主观唯心主义。另一方面,要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矛盾。工程决策的“以人为本”本质亦要求工程决策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决策的目标需要充分考虑广大人民的利益。因此,工程决策应当坚持民主化的原则,要通过各种途径,动员群众参与决策,使公众在工程决策上有充分的发言权,但也要有必要的集中,公众分散的意见不进行集中,也不能形成科学的决策。2.2.2工程决策方法论的问题。工程决策的方法论是指普遍适用于各种工程决策活动并起指导作用的范畴、原则、理论、手段的总和。工程决策本质应该是理过程,但因为其复杂性导致大量的理当中穿插着非理性因素,非理性因素的增多和无法确定性使得工程决策的难度成倍增加。理性和非理性的方法是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最基础的两类行为方式。同样地,工程决策的方法也可以分为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两种形式。但还有一些决策方法逃脱了逻辑和非逻辑的分类范畴,它是特殊情形下出现的融合型决策方法。

2.3工程管理组织中的哲学问题

工程管理是通过一个有时限性的柔性组织来实施完成的,反映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等基本规律。[10]工程组织中的哲学思考包括对于分工与合作、组织激励和协调等问题的思考。2.3.1工程组织的分工与合作。工程组织包含的诸多复杂异质因素与其内部分工密切相关,工程分工本身又必然意味着工程合作。工程组织的形式日益表现为柔性、民主、网络化的学习型组织形式。2.3.2工程组织中的激励。工程应注重组织运行中的人文因素,贯彻以人为本,提升人的价值,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效地进行组织整合和机制设计。应根据人的不同方面、不同层面的需求,采取各种激励手段去刺激人们为满足这些需要而努力工作,从而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顺利达到管理目标。2.3.3工程组织的协调。如何处理工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就是工程组织的治理模式问题,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在管理活动中,协调有着重要的作用,协调就是通过建立相互的制度契约、道德契约和心理契约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进而为组织目标而努力的一个动态博弈过程。2.3.4工程组织中的人———工程共同体,如何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关注工程中人的发展、安全和健康,也是工程组织哲学问题的重要内容。必须将公众的健康和安全纳入工程的设计与评价内容当中,并将此作为评判工程是否可行的重要标准。例如,化工厂和造纸厂是否造成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因此损害公众的健康;核电站是否存在泄露和辐射的安全隐患;交通工程的安全问题;民用建筑使用材料的环保问题等等。

2.4工程管理创新中的哲学问题

创新是工程发展的灵魂和动力。[11]工程活动不是简单的科学和技术的应用,工程活动是技术要素、管理要素和环境要素的集成、选择和优化。工程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工程技术创新是技术的飞跃,工程管理创新是认识的飞跃。2.4.1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互动。当前条件下,技术创新更容易得到重视和实施,而管理创新则容易被忽视。在工程创新中,不但要重视技术层面的原始性创新,而且要重视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集成创新,也就是重视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互动作用。[12]管理创新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开展和成果的取得,同时,新技术在工程中的应用,也需要科学的全新的管理手段。2.4.2工程的适度创新。工程创新是工程的手段,不是工程的目的。矛盾是工程创新的主要动力,工程创新要在工程需求的引领下进行。工程创新应坚持适度的原则,过度创新不但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为创新而创新,还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2.4.3工程创新与工程安全。工程创新是对工程要素的重新整合和优化,工程创新存在评价与检验的问题。新技术、新方法、新理念往往需要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

2.5工程管理经济中的哲学问题

经济是指对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与节约。工程活动总是在一定的资源限制下进行和完成的,资源不可能是无穷无尽的。而工程经济必须秉持广义的经济概念,运用哲学思维,对工程经济的内部性与外部性以及工程经济的短期和长期的矛盾等问题进行思辨是必要的。2.5.1工程经济的内部性与外部性。目前我国面临很多外部性问题,如矿产资源开发引起的土地破坏、环境污染等,社会机动化引起的噪音、大气污染等。工程经济的内部性和外部性问题主要体现为环境价值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价值的两面性,广义的工程经济概念不仅应包含工程建设主体实际支付成本和获得的效益,也应包含工程实施对社会造成的未实际承担的负面影响和为社会做出的未计入收益的贡献。这两类经济性问题总是并存且常常矛盾的,当出现外部性时,依靠市场是不能解决这种损害的,即所谓市场失灵,通常是要政府干预解决。[13]另一方面,自然环境价值的两面性。工程实施一方面可能改善自然环境,也可能破坏自然环境,如何处理好工程实施过程的环境保护问题需要哲学思考。2.5.2工程经济的短期和长期的矛盾。工程具有典型的寿命周期特征,前期的规划设计不仅影响工程的建造成本,同时决定了运营成本。因此,工程的经济性应该是全寿命周期的经济性,解决好工程的全寿命周期经济也就是处理好短期经济目标与长期经济目标的协调与平衡。

2.6工程管理环境中的哲学问题

工程环境中的哲学问题是工程管理哲学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部分之一。工程与自然、社会和人类的关系日益被认识、重视。2.6.1工程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在传统的工程观念中,往往片面强调工程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而对工程活动所可能产生的长期生态效应则估计不足,不重视工程活动对自然的促进、约束和限制作用,于是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工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2.6.2工程与社会的和谐问题。正确认识和把握工程与社会的关系,认真评估工程中的各种社会风险,构建工程与社会人文环境的和谐,是工程环境中的重要哲学问题。例如,有些城市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有不少工程忽视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使一些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城市建设的牺牲品。2.6.3工程与艺术的和谐问题。工程与艺术实质上是工程人文环境中的一部分。例如建筑的高度、风格和造型等与整个区域的环境是否和谐,该工程与城市规划部门的近期和远景规划是否一致,是否破坏了原有环境的美学效果等,这些都应在决策阶段进行细致而周到地论证。工程管理活动中的哲学思考,是对工程活动中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抽象性或批判性描述,这些问题若处理不当,有可能成为工程管理水平提升的瓶颈,甚至成为工程发展的绊脚石。因此,有必要从哲学高度研究工程管理的一般性质和规律,即工程管理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这些内容构成了工程管理哲学的基本范畴,[14]也是工程哲学的延伸和深化,是工程管理理论深化研究的必然趋势。

3工程管理哲学的本质思考

本质是事物的核心、灵魂,否定本质必然导致混淆事物的是与非、好与坏、先进与落后,导致否定真理。[15]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就多次探讨人的本质、社会的本质和事物的本质。列宁在探讨“辩证法的要素”认为“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地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16]因此,工程管理实践中的哲学问题探析还仅仅只是工程管理哲学的外延思考,而工程管理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工程管理本质内涵与特征。

3.1工程管理本质内涵解析

工程管理活动贯穿于工程的集成、建构和运行过程中,本质内涵丰富。工程管理的本质内涵能够回答工程管理的根本要求、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等问题。工程建设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求,工程管理是以人为主导的管理实践活动,作为管理实践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是工程活动的根本目的,也是工程活动的根本动力,体现了工程管理的“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工程管理是具有多元价值取向的实践活动,实践的复杂性和创造性决定工程管理需要不断突破旧壁垒,进行不断地创新。[17]工程管理中,技术是生产力,管理是生产关系,两者辩证地共存于工程的发展中,通过管理和技术创新的协同发展,在“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下,提升工程管理的多元价值,是工程管理的根本任务。工程管理是人类合理改造自然并保护自然、修复自然的过程,并不是一味地征服自然,工程管理追求具有哲学意蕴的境界,努力契合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运行,达到工程与社会、工程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天人合一”是工程管理所追求的根本目标。基于工程管理辩证唯物哲学本质内涵的解析,我们可以将工程管理本质内涵浓缩为以下的表述:工程管理活动遵循以人文本、天人合一的宗旨,立足于处理工程活动中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相关知识、技术、资源等进行选择、整合和集成,通过协同、创新转化为生产力,提升工程的多元价值,构建工程与人、环境的和谐。

3.2工程管理本质特征勾勒

科学决策的主要特征篇3

关键词:微博;政治沟通;政府决策

一、理论综述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手机、电脑等各种网络应用工具逐步进入公民的日常生活,从而形成了数量广大的网络群体,网络民意开始活跃起来。作为一种沟通工具和大众媒体为代表的微博的出现,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并受到广大网民的欢迎。微博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我国公民沟通的渠道,公民向政府了解国家政治信息、进行政治诉求、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重要渠道和途径,换言之,微博为公民参政议政行使其政治权利,推动民主政治进程,提供了新的渠道;同时也成为政府倾听民意、了解民意和汇聚民意的重要途径。在网络新媒体发展的形势下,以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为载体的传统政治沟通体制,已不能满足政府和公民的政治生活的需要,因此以微博为政治沟通手段于是异军突起,成为政府和公民的交心的新媒介,因此微博政治沟通将作为一种新的沟通体制,对政府决策的制定起到深远影响。随着我国微博应用的进一步成熟,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微博在政治沟通方面的特点,尤其是政府沟通与影响政府决策方面的作用将更突出。因此微博政治沟通这一新体制在中国的兴起,则需要我们根据它的特点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进行研究。近几年的“两会”,微博已然成为委员们了解民意、察民意的网络新贵,征求广大网民意见,与网民进行互动,并运用微博技术打造一个集民意、汇民智的交流式的网络平台,开创式的打破传统网络沟通方式,为全国各地开展政务微博提供了借鉴经验和示范作用。政府微博的发展,借助微博这个工具和媒介,使政府更能贴近百姓、了解百姓民情,服务社会,为政府的决策提供更为有力的依据。

二、微博政治沟通的概念及其作用

(一)微博政治沟通的概念

微博政治沟通是指政府、民众和社会团体等通过微博客这一特定媒介输送、获得和处理政治信息的行为或过程。一个完整的微博政治沟通过程至少包括沟通主体、沟通渠道和沟通内容三个要素。其中沟通的主体包括了政治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沟通渠道即微博,沟通内容也即政治信息。①

(二)微博政治沟通的特点及作用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微博的广泛普及应用,网络所耗的成本降低,微博的政治沟通作用迅速凸显出来。与传统的政治沟通相比,微博政治沟通有着它自身鲜明的特点。从微博政治沟通的主体、沟通过程所处的地位及相互关系来看;微博政治沟通具备个体性和多元性以及自主性与独立性的特征;从沟通媒体自身的特点来看,微博政治沟通具备及时性、互动性和虚拟性等特征;从传递的政治信息来看,微博政治沟通具备廉价性、实效性和传播广泛性等特征。②同时微博的出现实现了政府官员个人或者集体通过与公民进行实时网络互动,构建了双方新的沟通交流平台,起到了强化政府与公民之间政治沟通的重要作用。

1、微博扩大了政治沟通的范围。在日常现实生活中政治沟通受到时间、空间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沟通方式的单一、沟通内容的狭窄、沟通深度不够。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微博这一工具的出现极大拓展了政治沟通的范围。近年来,由于微博的迅猛普及,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同时也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关注,成为当下中国最热门的网络工具。政府部门和官员个人也紧追这一趋势,开通微博,借助互联网这一信息快速交流的平台,网民可以随时随地借助微博这一工具和政府机关及官员进行各类感兴趣话题的探讨和分享;针对社会热点问题,政府可以及时准确地将政策信息传递给公民,表达观点立场,澄清事实真相,避免信息的失真;公民也可以将个人的观点、诉求、意愿等信息直接反馈给政府机关或者官员个人,进行互动交流。由微博这一网络工具形成的政治沟通渠道,摆脱了现实社会中政治官方化和过于刻板的官方话语,政府机关及官员个人变身为网民的身份,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拉近了官民的距离。从而使政治这一触不可及的话题融入公民的生活之中,官民交流的内容也从单一的政治话题扩大到各类日常生活话题的范围中,促进了官方和民间的信任和了解,有利于达到更好的沟通反馈效果,从而及时解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2、微博打破了传统政治沟通的层级。在传统政治沟通中,信息传递过程中流损大,造成这种信息流损大的原因是,在我国传统政治沟通中,设置的沟通层级过多,都要沿着层级式的过程逐步传递,信息经过的关卡越多,时间越长,自然稳定性和可靠性就会下降,信息的传播效果降低,内容发生流损和失真,且效率很低。但是在网络环境中,微博可以使公民直接得知政府最新的动态,使公民就对自己关心的公共话题及时的表达观点,提出异议,参与讨论,迅速得到反馈。借助网络微博这一平台,公民意愿的传递省去层级式的步骤,直接与政府官员甚至主要负责领导对话,把自己的想法,意见及时准确的传递给政府机关和官员,实现了公民与政府的直接沟通。

3、微博改变了沟通主体地位的现状。在传统的政治沟通过程中,作为沟通参与主体的政府和公民所处地位不平等。政府具有对沟通方式、沟通内容的决定权,处于主动位置;而公民只能对政府的决定进行服从,处于被动位置。然而在目前的网络环境中,通过微博平台,公民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政治问题随时发表看法,还可以对别人的政治见解进行评论。这使得公民获得了与政府平等的发言权,也促进了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与民众在政治问题上的平等交流。虽然精英阶层曾垄断了政治沟通,但随着微博等网络平台的使用,这种垄断正逐步被打破,从而加强了政府与民众的沟通,缓和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了公民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有利于实现公民与政府在政治沟通上的地位平等。

4、微博促进了政治沟通的互动性。政治沟通是一个具有多向性轨迹的互动过程。沟通不是射箭,而是建立为达到某一结果所设计的动态过程。③这就意味着在政治沟通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寻求受众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政府给民众传递信息的机会。政治学者谢岳认为信息的沟通方向存在着多向性的特征,它引用巴纳德的观点提出,作为现代组织的政府,其沟通方向主要有上行、下行、平行和斜向四种。④由于信息传递的官僚层级化,我国的政治沟通单向传递,或上行,或下行,从而使沟通受到局限,造成各种问题的出现。我国传统政治沟通体制,造成沟通主体地位的不平等性,政府处于信息者的主动地位,民众处于信息接受者的被动地位。这时微博的出现而打破这种不平等性,每一个民众同时担当着者和接收者的双重角色,不仅可以信息、表达自我观点,还可以通过发新微博和评论的渠道为他人提供信息,或者通过转发的方式成为信息中转站,以及关注别人的方式获取自己所需的内容,实现了政治沟通的多向性,促进了政府、社会、公民三者之间的多向交叉互动性的实现。

三、微博政治沟通对政府决策的影响

微博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沟通工具和渠道,对我国的政治参与、政府科学民主决策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以其自身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都可能会对政府决策造成一定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推动了政府的公共决策的民主化进程。微博的兴起,为广大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了新途径、新方法,公民可以借助网络、手机登信息传播载体来表达自己的政治需求、参与政治生活,通过一系列的互动与政府直接对话和协商,促进了公民的直接政治参与;微博的产生,推动了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进入到政策议程,使得具有共同社会认同的个体聚集起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来表达自身共同的愿望,从而引起政府官员的重视,达到影响决策的制定和执行的目的,有利于政府民主决策的形成和发展。以“两会”代表利用微博征集提案议案为例,微博征集最早出现于2011年全国人大代表,新疆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阿斯哈尔?吐尔逊在2011年11月26日发表过博文征求网民建议:“想听听大家有什么集中关注的方面(问题)需要我带到大会上的;”2011年两会前,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在微博发起微博征集议案后,越来越多的两会代表委员,开始使用微博晒提案议案,征求网民建议;2012年两会期间,已有300余位代表委员开通微博征求民意。⑤通过微博晒提案议案,可以让群众更直白地了解代表的想法,是人大代表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一种表现。通过微博征集提案议案,与传统方式相比更及时、更快捷,而且在这个相对虚拟的空间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更直接、更坦诚。微博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渠道,它的低成本性和便利性,降低了政府决策的成本,这些因素都有力地促进了政府民主决策的发展进程。

2.提供了政府科学决策的保障。微博政治沟通,有助于培育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民众,为我国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保障。微博这一沟通形式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局面的限制,实现了公民与政府以及工作人员的直接交流与互动,借助网络和移动通信设备,公民可以跨越以往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把许多原先并未发现的热点问题迅速进入政策议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决策水平,同时加强民众对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监督,有效减少了政府决策偏差和失误。在信息收集处理方面,微博拓宽了决策意见的参考范围,通过优化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可以适时进行调整。微博提供了一个修改和完善政策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信息偏差问题,有利于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有效保障。

(二)消极影响

1.微博政治沟通的无序性给政府决策带来偏差。由于目前微博这种政治沟通形式缺乏一定的秩序和有序的监督,以及它自身的虚拟性等特点,公民摆脱了现实社会的规范,利用虚假的身份不负责任的在网上自由、随意的分享、传播政治信息,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被一些对现实不满的组织和个人在网络上胡编乱造,散步谣言,传播虚假信息,进行政治煽动,诋毁、攻击政府,制造政治混乱,这样就增加了政治参与的不安全性,影响到社会稳定。

2.缺乏一定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保障,制约着政府的科学决策。随着网络应用的不断发展,一些互联网应用的法律、条例已经落后,特别是在规范微博政治沟通这一方面缺乏有效的制度和法律的保障。因此在微博政治沟通中沟通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获取信息的途径和程序等处于一个相对模糊的地带,造成了微博政治沟通的不规范性以及沟通反馈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科学决策。

3.微博政治沟通主体的素养不平衡,对政治决策的制定造成困难。由于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平衡,受其影响我国公民的素质参差不齐,有一部分公民在政治沟通过程易受外界影响,做出冲动之事,缺乏理性思考;其次,微博政治沟通的自身特点,在沟通的过程中无序状况时有发生,被一些组织和个人操纵、有意传播虚假信息,混淆人们的意识,歪曲事实真相,使微博政治沟通的无法有序工作,政府决策受到影响,给社会制造不稳定因素。

四、结论

回顾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在传统媒介时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依其主要特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革命型政治参与”、“动员型政治参与”阶段和“建设型政治参与”、“自主性政治参与”阶段。但是,由于传统媒介传播方式的单向性,民众只能被动地接受对自己有效的信息,其利益诉求往往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公民参与行为。而微博新媒介的兴起和发展,为公民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便捷的政治参与平台,微博与公民政治参与结合日益密切。尽管我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取代传统的政治沟通模式,但勿庸置疑的是,微博政治沟通的应用确实缓解了我国政治信息不对称的趋势,扩大了群众的政治参与度,促进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扩大了政治沟通的渠道,重新激活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直接联系,增强了政府决策者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这种政治沟通方式正以其独特的影响力在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我国当前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⑥不可否认的是,微博问政作为信息时代的新产物,它是时展的必然趋势,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着很多弊端,因此要谨慎的予以利用,防止这种信息传播方式被一些敌对分子破坏社会稳定、煽动民愤的工具。当然,我们相信,在具备了技术手段、制度保障和心理基础之后,微博问政必定能够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为我国的改革大局的稳定提供支持。因此只有更加清醒和理性地认识微博,充分发挥微博的优势,正视其带来的困境,扬长避短,才能让微博对公民政治参与真正起到支撑与促进作用,进而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使公民借助微博参与民主政治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沟通途径。(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

注解:

①家辉:中国网络政治沟通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09.

②梁润冰:网络时代下政治沟通机制的构建[J].当代经济,2010,(4).

③Hattersley,MichaelE.ManagementCommunicationPrinciplesandPractice[M].NewYork:McGraw-HillCompanies,Inc,1996.

④王法硕:公共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研究[D].复旦大学,2012(4):108-111.

科学决策的主要特征篇4

(一)中道思维蕴含的决策思想

“中道”在东方文化中有明确记载和论述,有适度、合理、和谐的意思。中道强调考察矛盾的两个极端,倡导凡事要适可而止,努力追求整个系统的协调均衡、机动灵活和统一一致,强调要在坚守中正协同之道时注重权变,亦即要“执经达权”,采用灵活多变但又有延续性的策略,使之实行最新的形式变化。受中道思想的影响,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会以其作为决策的原则和标准。因此,可以在战略决策和方案选择的过程中得到较好体现。技术创新及其管理模式得到高层管理的关注,这正是本文以技术创新管理模式选择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的主要原因。中道思维是东方文化中个人与他人在互动过程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一种思维方式,它不仅隐含了个人的自我感受,也隐含了他人所给予的外在要求,最重要的是此思维特质还包括了人际互动的情境网络。[1]准确的说,它是在动态复杂的情境中,个体通过挖掘自身和外部需求,综合内外部环境各项因素(如相关利益者的感受等),力求找到措施方法来调和内外部落差,追求协调平衡状态的思维过程。中道思维以“保合太和”作为决策的终极目标,以“权变管理、人为为人、刚柔相济”为决策原则。大陆学者水和台湾学者曾仕强对中道思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将其引入管理学领域。本文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将中道思维定义为企业高层管理者在企业的战略决策过程中,为达到“保合太和”的目标,依据“权变管理、人为为人、刚柔相济”的原则,整合企业所在的外在条件与其内在的各项需求,所采取的适当行为和方案的思维方式。

(二)农业科技型企业的技术创新管理模式研究

技术能力演化轨迹模式是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该模式从本质上阐明了企业技术能力成长的基本过程。在农业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模式的选择上,不仅受到外部环境及企业内部因素的影响,还受到高层管理者决策思考思维的影响。中道思维的提出,不仅充实了决策理论,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基于中道思维的技术创新管理决策是一种以技能为基础的决策模式,是基于经验及心理活动规律与认知的结果。在农业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模式的研究上,揭筱纹和徐彬通过对全国各地农业科技企业的研究,结合地域、行业及企业特征,对农业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提出了三个维度:外源协同能力、自主创新能力、成果转化能力,勾勒出了技术创新能力的基本结构。基于技术创新能力的三种组合(弱能力组合、类型能力组合及综合能力组合),结合农业科技企业的特征和运作机制,提出了基础型、类能力组合型、战略规划型三种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如图1所示。弱能力组合对应基础型技术创新管理模式;类型能力组合对应类能力组合型技术创新管理模式;而综合能力组合对应战略规划型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基础型技术创新管理模式:企业内部重点考虑制定相关的制度,以制度为指导,规范完成企业的各项工作,提高工作的效率。企业外部依靠政府的正确引导,建立完善的技术创新管理服务体系,使中介服务机构参与提供农业科技企业的支撑。该模式的特征为:自主创新能力弱,外源协同能力弱,成果转化能力弱。技术突破型管理模式:本身的技术能力强,需要借助其他的企业来合作开拓市场。该模式的特征为:自主创新能力强,外源协同能力弱,成果转化能力强。市场引导型管理模式:借助外源科研院所和大学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与资源的高效利用。该模式的特征为:自主创新能力弱,外源协同能力强,成果转化能力强。战略规划型技术创新管理模式:产品技术逐步进入成熟化,农业科技企业的产品以相同或相似的资源技术优势逐步进入市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以战略调整、战略的重新定位作为实施管理的主导方向。该模式的特征为:自主创新能力强,外源协同强,成果转化强。

二、中道思维下的决策模式分析

2004年,lisaSayegh,WilliamP.AnthonyandPamelaL,Perrwe在《危机下管理决策:情感在知觉决策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受制于可供决策时间及信息量的多收,决策者在这类资源相对稀少的情况下,更加倾向于依靠个人经验与习惯思维进行思考决断,而不是依靠传统的理性决策。[3]本文借鉴其理论研究成果,提炼了中道思维下的管理决策模型(如图2所示),并对其中的决策过程进行延伸,分析了其决策过程。中道思维通过作用于决策者的经验(包括二手经验和直接经验),改变了其显性知识及认知模式,并影响决策效力和情感记忆能力,进而通过隐性知识作用信息收集与决策过程,情感反馈作用决策过程,显性知识与决策环境一起作用于信息收集的方式影响决策结果的达成。系统科学的决策过程,通常包括以下四个阶段:

(一)建立决策框架

建立相对系统的决策框架至少具有两方面的意义:有利于全面完整的把握决策方向并管控实施,进而实现既定目标;制订科学的决策框架,对于避免上述弊端也不可或缺。根据西蒙的现代决策理论,人的理性具有有限性,决策团队其认识和能力对于所面对的决策问题也存在一定的有限性。

(二)采集与分析信息

采集、分析与应用新兴的能力是现代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决策能力的重要衡量指标。这一步骤主要包括如下几个环节:选择信息的采集渠道与方式、获取并核实信息、对信息进行预处理、分析与检验信息。信息的充分、准确和实时是进行正确决策的前提与保证。其中信息的采集和分析方法的选择,以及与此相关的专门人才和技术处理系统的匹配与应用是这一步骤的关键要素。

(三)拟定并选择方案

可供选择方案的数量及方案的设计质量往往决定了决策方案的最优化程度。因而如何最大化的获取较多数目且质量较高的方案是高层管理者必须重点思考的问题之一,如充分交流和激发成员的创造性思维,依据某种评估准则从其可行性、可接受性与可靠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筛选。

(四)反馈与改进

一般情况下,高层管理者的决策通常是一次性的。但对方案的实施执行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和验收评估,可以极大地促进决策过程的优化,进而提升决策质量。特别是对于一些较为繁琐复杂的问题,通常要采取渐进式决策方式(“反馈-改进-反馈”的过程),从而形成更加有效和满意的最终方案。[4]

三、中道思维对管理者决策过程的作用机制研究

(一)决策框架

通过对中道思维的决策模型及程序等研究总结,在对现有决策模式和战略决策过程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本文对基于中道思维的战略决策过程和模式进行提炼,提出了中道思维在技术创新管理模式中的选择框架。中道思维下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模式选择框架主要有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是以对决策结果与绩效的影响程度进行划分的。第一个层次是模式的基本决策过程,即图4中的最下一层。这个层次是中道思维决策的基础,象征“地”。第二个层次是高层领导团队,处于中间位置,是模式的核心和关键,对整个决策过程起关键作用。高层领导团队的决策是以第一层次的决策过程为基础,并受到更高层次的制约,象征“人”。第三个层次是保合太和,是中道思维决策的最高原则和最高决策目标,象征“天”。根据中道思想,农业科技企业要实现决策的最高目标“保合太和”,必须充分发挥“人”顶天立地的作用,通过人的不断努力,来确保战略决策过程的顺利进行。“保合太和”是一个理想目标,它的实现需要人的不断努力,一方面,决策者应努力提高自身的决策素质,另一方面应该遵循科学决策程序的基本规律。同时,与图1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模式框架图结合,找到适合自己的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决策过程是一个主观反映客观的动态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阶段都互相影响着,并时常产生反馈。[5]因此,在上述中道思维下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模式选择框架中,决策过程的每一步骤都是相互联系、交错重叠的,在决策的时候,不能将决策的各个步骤截然分开,而且每一步都不可缺少。中道思维下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模式选择框架的决策过程,依旧沿用传统的决策程序,因此其决策过程与传统的战略决策模式没有很大区别。它的创新之处在于将中道思维的管理内涵做为战略决策的原则并以保合太和做为最高决策原则和最高管理目标,将中道思维的管理精髓运用到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模式选择的决策管理之中,即分析问题、制定决策和执行决策三个过程以中道思维的管理内涵为决策原则。归根结底,中道思维下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模式选择框架是从人性角度完善了传统的科学决策程序,将人性因素加入到企业的战略决策之中,因此其决策不单纯是理性和知识性的,也是智慧性和整体性的。

(二)决策程序

虽然众多学者对决策程序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然而这些不同的观点背后也有相似的地方。中道思维下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模式选择框架保留了传统决策模式的决策流程,吸收其简洁、易于决策主体理解和使用的优点,也肯定了原决策流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因此,中道思维下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模式选择的决策要做到准确、及时、有效,同样必须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

第一阶段:发现问题,分析归纳。问题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主客观矛盾的外在表现,决策问题是人们能清楚表达的问题。决策者素质的高低、决策思维的内容及其遵循的决策原则直接决定了能否及时准确的发现客观存在的问题并加以理解认识、表达梳理。首先表现在对问题的认识上,同样的问题,决策素质高的人会发现,决策素质低的可能不会发现。同样,不同的决策思维方式也会造成对同一问题不同的认知结果。发现、分析、归纳、研究问题,开发出问题的实质,把它变为明确清晰能够表达的决策问题。在决策问题提出以后,还需提炼概括问题的本质,按照决策原则来制定决策目标。

第二阶段:综合研究,拟定方案。首先,评估可行性,即通过对人力、物力、资金、技术水平等因素的评估,全面深入的分析决策目标的约束因素,以此来判定检查目标是否现实、合理并能够实现。其次,评估必要性,亦即依据目标论证和评估有无拟定方案的必要性,明确可供选择的方案数目(两个及两个以上)。在方案能够达成目标的前提下,还需继续考证其是否具有替代条件,技术上是否可行,经济上是否合理,与企业是否相宜,与环境是否协调,是否还具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再次,进行方案设计,对于相对简单的决策,方案设计通过大脑想象或经验判断即可当场做出决策;对于繁琐复杂的决策,则要按照科学的决策程序逐步完成决策。最后,择优改进,亦即要对最优方案中的各项关系进行分析比较,实现方案的内部优化,使该方案在约束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能够取得相对满意的结果,有效达成既定目标。应该说明的是,对基于中道思维的战略决策方案形成,首先,保合太和是需要考虑的核心约束条件;其次,要以保合太和为核心,在企业信息、高层领导团队和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集成优化,以制定符合中道思维要求的战略决策方案。

第三阶段:审校方案,择优执行。中道思维下,决策者对方案的审校和择优就成了关键的步骤。它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要点一,严格检验已有方案是否符合科学和谐的准则,有无客观依据以及依据是否充分合理,筛选剔除不合科学原理和客观实际的方案。要点二,重新审定方案设计时的决策原则,再次检查确认,以免出现源头的错误,并为择优提供依据。要点三,重新审定目标,明确既定目标的可行性、现实性和必要性,并将其纳入方案抉择的考虑要素。要点四,综合考虑各项方案,比较利弊,做出决策决定。如有必要,还要进一步进行方案的小样本试验实证。但是,在考虑社会绩效、人性因素后,决策目标和决策的原则都有了新的变化,方案择优是相当复杂的,仅仅依靠现有的现代决策技术和决策理论是难以实现的,它还依赖于决策者的综合素质,对客观条件和组织条件的准确把握,有时还需要强调决策者的非理性因素。第四阶段:实施反馈,修正决策。当方案一旦被决策,就进入了执行实施阶段。在方案的实施过程中,应及时科学的进行考评管控,并根据最新的信息,及时采取应变措施修正决策,尽可能的预先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果新的问题超出了应变措施的范围,则要进入新一轮决策,或者为重新决策,或者为追踪决策。

科学决策的主要特征篇5

关键词:梯度理论;发展战略;三阶段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6-0003-05

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学界已多有研究,但至今尚未见对科学发展的梯度理论进行探讨。梯度发展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领域,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呈梯度性、多层次、渐变与突变相交织、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发展形态。研究这个领域,有助于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一全景式观照,并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阶段的特征和规律。

一、梯度发展理论研究的使命与价值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一般来说,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是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完善程度的表现,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变动着的经济社会实态。所谓经济社会发展,通常是指后工业化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人文环境等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种运动,它具有梯度性的特征和发展规律,研究这个特征,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个规律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1.研究经济社会梯度发展是时代的选择

研究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性特征,首先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情和发展规律,研究当代我国发展观念的战略调整和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更要研究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考察当前经济社会整体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在更高的理论层面解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梯度发展的必然规律。

科学发展的梯度理论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任何经济社会发展都有其内在客观自然的历史过程,这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和不同的经济发展背景下,有不同的特征表现。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特点是过多的人为因素阻碍了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自然展现,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在低水平发展的基础上展示相对平等的社会图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被誉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我国经济社会从发展基础极度薄弱的情况下快速成长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8年有望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梯度性特征,总体表现是:时间跨度短,发展步伐快。但与此同时,转轨期尚未结束,经济和社会、自然环境的协调难度非常大。第一二三产业几乎同步发展,其中农业、制造业和信息产业没有较大的时间顺次发展差距;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几乎同时打开,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面临同样的市场,改革和开放并举;传统观念与现代经济社会的新思想相互碰撞和融合,传统道德和新的价值取向相互冲突、磨合及调适,要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声日益强烈;社会阶层出现显著变化,个体的外在社会生产能力发生扩延,内在心灵和精神成长逐步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快速发展。这些现象表明,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日益成为常态,整个经济社会呈现出蓬勃的发展生机;另一方面,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各个阶段中,暴露出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困扰着当前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对加快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形成了阻力。这些阻力不仅与整个改革开放相始终,而且表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因此,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性研究就显得尤为紧迫。

此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研究,不能只是立足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或某一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进行周期性研究,因为单纯的经济研究并不能完全覆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因此,坚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研究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个性化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影响,来揭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性规律,是时代的选择。

2.在新的实践逻辑起点上解读发展梯度

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梯度性的相关研究,历史上、国内外都有学者进行过探讨,并提出各自的理论,但他们大多是从阶段论的角度展开。如美国经济学家胡佛-费雪尔的区域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约翰?弗里德曼的区域空间成长阶段理论、日本学者井村干男的关于工业化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划分理论等。我国也有学者对经济发展阶段作过一些理论上的探索,但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分析,一是偏重于经济增长维度,二是分析的时间跨度短,有的仅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三是有的甚至连分析的依据和产生的结果都存在争议。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都没能从理论上对特定国家的具体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进行考察并得出科学的结论。

出现这种情况,在国外,主要是其研究背景基于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以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经济结构呈现顺次发展和渐次进入高度化的特征,城市化依次出现分散―集聚―分散的趋势。在国内,虽然这些国外理论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有较大启发,但由于其研究背景与我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有很大不同,因此,很难照搬和模仿。首先,我国尚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无论在思想上还是体制上的转轨难度都极大;其次,我国的国情有其特殊性,人口多,底子薄,资源不丰富,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文化影响深远,在这样的情形下,难以完全复制国外的发展模式和成熟经验。正如2007年7月9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在我国国家统计局举行的学术报告会上所说,中国是一个开创性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没有什么模式可以模仿,其间克服了很多困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中国经济改革的某些经验对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它能够丰富其制度经济学的思想。虽然诺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有了较深刻的洞察,但同样没有提出关于我国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梯度的新见解。

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研究,关键在于从发展梯度的角度阐述科学发展观,研究科学发展的规律,研究科学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问题,关注科学发展的中间过程状态,论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必然逻辑,追求科学发展过程的创造性和谐,为科学发展的未来阶段提供理论支持。

1.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理论意义在于它能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

首先,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坚持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对以往只注重发展结果、忽视发展过程,或只注重发展过程、忽视发展结果的发展理论都提出了挑战,主张发展过程与发展结果相统一的发展理论,是对以往发展理论的突破。

其次,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吸纳了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内核,如后现代主义的全球意识、强调事物的共生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重视对自然物理的认识传统、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人际关系与代际关系的和谐,扬弃了后现代主义的极端的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色彩等消极理念,否定了它的宗教神学色彩和唯心主义,追求一种真正能够为全人类提供参考价值的科学发展观。

再次,科学发展梯度理论本身也是一个发展过程理论,这个理论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的百废待兴,到改革开放中期因经济快速发展,忽略道德建设带来的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和改革成本的畸高,再到改革开放鼎盛时期的现阶段提出的“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无不表现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2.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实践意义在于它也是指导发展的科学方法论

首先,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实践价值在于它从发展阶段的视阈理解“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对于以理论自觉的态度去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科学发展梯度理论首次提出了在经济增长方式上的时间历程和哲学意义上的动态共生。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和发展也是个持续过程,不可能以单一突变的方式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个规律。第二,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开拓了我国科学发展的实践新领域,率先把发展梯度理论引入从自然、社会到精神的一切领域,把发展过程与解决矛盾的实践联系在一起,在时间上相始终,在方法上循序渐进。第三,科学发展梯度理论指明了我国科学发展的实践新途径,提出了发展是发展过程和发展结果的统一,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是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其次,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实践内涵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它能有效解决我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与人民生活水平低层次小康的矛盾。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使人们往往缺乏对发展梯度和层次的认识。科学发展梯度理论主张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让人们同步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同时让人们认识到,发展是渐进的、有先后的,不可能所有的人同时进入小康。二是它能有效解决我国改革发展的时代要求与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的矛盾。科学发展梯度理论认为,只有让全体人民深刻理解发展的梯度性,通过对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兼顾、尊重、保护不同群体的利益,通过制度安排把不同群体利益的矛盾冲突降到最低限度,实行体制机制的渐进式完善和突变式改革的统一。单纯的渐进式完善,容易导致改革战机的贻误;而盲目追求突变式改革,则容易在未被大多数人理解的时候失去群众基础。三是它能有效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与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矛盾。在转型期,不同利益主体对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以及对发展成果的急切占有都明显增强,形成一些反体制力量,使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要有效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分步骤、渐进式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开发党的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新的政治资源和力量,及时地将现代化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成功地吸纳到政治系统中来,达到利益的动态共生。

再次,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实践方法主要表现在:第一,重视对发展的宏观政策的指导。宏观政策的制定、形成和执行也是一个过程,也呈现出梯度性特征。如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到80年代末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再到90年代的“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党和政府求真务实的高度责任感,每一步也都体现了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对发展的宏观政策的指导。第二,重视对发展的微观过程的指导。经济发展肯定需要速度,但更需要发展速度和质量的统一。速度是优化结构的重要手段,优化结构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真正高速度。我国多年的实践经验证明,在每个微观领域,都要计算发展的成本,还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才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第三,重视对发展的具体方法的指导。主要指重视发展的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方法。静态方法包括社会实践一般思维方法和一般操作方法两种。动态方法包括决策计划方法、组织指挥方法、操作技术技巧、信息方法、沟通协调方法、监督控制方法、评价总结方法等。无论静态方法还是动态方法,都是在过程中梯度性形成的,在梯度中发展,在梯度中起作用。离开发展梯度,它们毫无意义。这是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又一重要价值所在。

二、梯度发展的战略决策与理论依据

科学发展梯度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多阶段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这些理论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实践提供了依据。任何实践都需要理论为先导,而“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社会主义是多阶段发展的。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第一次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并分析了两个阶段的区别和联系。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后,社会的发展将经历三个阶段: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论是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言,对后人正确认识社会发展梯度提供了理论指导,特别是社会阶段划分必须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出发点的思想,对于后人科学认识社会发展梯度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列宁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经历了社会主义的最初实践,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后社会发展的三阶段思想,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的概念,并认为社会主义需要经过若干个发展阶段,才能到达共产主义。并提出采用迂回的方法,来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思想大大向前发展了。正如列宁在《论粮食税》所说的“所以为了使‘我们’能顺利地完成我们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就必须懂得,需要经过那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从中国国情出发,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思想,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更长。并对两个阶段各自的特征以及相互关系做了简要的论述。而邓小平更是以“台阶式”发展理论继承了马列主义和的社会发展思想,以“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这些都为把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1.“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与“台阶式”的发展理论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多阶段思想,有两点理论创新。一是根据中国国情把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准确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多阶段发展的,并明确把初级阶段分为三个阶段,集中反映在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上。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明确了邓小平“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任务也基本完成。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这个“三步走”战略对我国的整个改革开放起了纲领性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发展思想,被我国理论界冠以“台阶式发展论”。我国经济要“几年上一个台阶”,这是邓小平多次阐述的论断。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邓小平认为,在这个时候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对加快经济发展很有必要。1991年,他在《总结经验,使用人才》的谈话中,初步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十多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的思想,并指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而且他认为,这也是“国际经验”。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又指出:“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之后,他列举了1984年至1988年我国经济发展较快时期和调整时期经济呈台阶式发展的事实,并以日本、南朝鲜、东南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台阶式发展”作为例证。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论断,是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上总结出来的,是邓小平在领导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总结,符合唯物辩证法的事物发展普遍规律。

正是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与“台阶式”发展理论,为我们坚持科学发展的思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辩证统一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

2.非线性过程理论是划分阶段的方法论指导

纵观国内外关于发展理论的研究,结合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际,科学发展梯度理论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理论,还借鉴和具象了公共政策非线性过程理论和经济发展短周期理论。

在公共政策理论研究领域,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公共政策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对传统的“阶段启发法”理论和分析工具提出各种批评的同时,发展出某些适合解释和说明复杂的政策过程的分析理论和模型。这些重视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非线性因素的理论和模型,从多元视角深入透视了复杂的公共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间断性与连续性、人的行为与规则改变、基于利益而形成的组织间的互动、创新行为的学习和传播等因素,形成了一些与“阶段启发法”相区别,并更有说服力和解释力的非线性的政策过程分析工具,主要包括美国公共政策学者约翰?金通的基于政策源流汇合的触发机制理论、保罗?萨巴蒂尔的支持联盟理论、鲍姆加特纳和琼斯设计的政策运行中的间断-平衡模型等。

其中,鲍姆加特纳和琼斯的间断-平衡模型更能体现公共政策的非线性过程特征,这个模型意指公共政策的选择、变更和深化可从公共政策的运行周期、政策群落的组合规则及政策运行中的间断和平衡等方面来理解:一个重要的宏观政策被提出并运行一段时间后,它会产生一些可能是政策设计初期难以预料的消极后果,需要设计新政策来纠正,只有经过这种对旧政策的突破,克服原先运行中出现的消极惯性,宏观政策才会继续向正确的方向实施下去。从运行过程来考察,它表现为一种间断和不稳定,呈现梯度状态。

这个诠释特殊情形的政策过程的间断―平衡模型,是值得高度关注的。在今天看来,这些理论对于处在转型中的、“非常态的”或“超常规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战略选择有着重要意义。分析我国30年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改革过程中的发展战略、政策选择和变动,可以发现,几乎每个阶段都有“非常态的”或“超常规的”各种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出现,适应并引导各个阶段的良性发展。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情况看,党和政府每次及时提出发展的重大社会发展政策,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指导思想,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到“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这些政策无不在解决旧有尖锐矛盾的基础上,为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因此,借鉴非线性政策过程理论,研究每个阶段“非常态的”或“超常规的”各种政策及其成因,并以此作为划分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方法,是一种方法论的新尝试。

3.经济发展短周期是划分阶段的量化参照

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最主要也最简明的GDP经济指标的变化是反映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信号。观察GDP的变化,有助于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短周期的状况。通过1978到2007年的GDP变化,可以看到三个明显的经济发展短周期:

第一个短周期是1978―1990年的发展期,我国经济开始起步,经1982―1985年的年均12.2%的快速发展后,逐步回落并伴随宽幅震荡,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开始全面整顿。到1990年GDP增长率跌至谷底的3.8%,完成经济增长的第一个短周期。这一阶段的宏观政策是“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这也是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的从1981年到20世纪末20年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

第二个短周期是1990―2001年的发展期,经济从1991年开始迅速回升,1991―1994年年均GDP达到12.6%,之后开始比较平缓的逐步回落,出现通货紧缩,到1999年GDP增长率落至最低的7.6%,但比1990年的低谷仍高3.8个百分点。2000年GDP略有反弹,到2001年又回落至8.3%,完成经济增长的第二个短周期。这个阶段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同步的宏观调控政策,如1993年的“16条措施”完成了从经济过热到“软着陆”的调控;针对亚洲金融危机提出国民经济GDP“保8”的目标等。

第三个短周期是从2001年至今的发展期,经济呈稳步上扬的良好态势,GDP年均增长9%以上,经济没有出现大起大落,同时各项社会指标稳步好转。这一阶段的宏观政策主要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逐步淡出,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以这三个经济发展短周期为基础,依据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借鉴公共政策非线性过程学说,结合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状况的主要变化和矛盾,可以将我国从1978年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划分为三个阶段。

三、合规律的梯度发展三阶段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期间三个阶段的发展既相互联系,又各有特征。

第一阶段:以“反贫困”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初级阶段。

这个阶段(1978―1990年)的主要特征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为战略目标,从农村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反贫困”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和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的顺利贯彻,使温饱工程基本完成,城乡人民生活得到普遍改善,极大地赢得了国际社会舆论的赞许与国内人民期望值的提升。

但由于改革初期缺乏系统有效的(政策上、制度上和法律上)调节途径和监督机制,各种非法或不合法的收入渠道,从未真正被杜绝过,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成为某些群体致富的捷径,使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良好政策愿望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标。

任何改革都有成本和代价。在这个阶段,改革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一是相关制度缺位,如市场制度发育不成熟、法律制度不完善、产权制度不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不到位、政府管理制度改革滞后等;二是环境污染严重,如城乡的“三废”、噪声和光污染等;三是由于国门初开,意识形态逐渐趋于宽松,价值观念多元,如社会道德结构的无序、外在道德约束的弱化、内在道德修养的贫乏等问题也日益凸显。

第二阶段:以“重效益”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跨越阶段。

这个阶段(1990―2001年)的主要特征是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旗帜下,经济改革进入超常发展阶段,同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被异化为“重效益、轻公平”。这个阶段的发展思路,一是思想解放,为经济发展助跑;二是加快市场化进程;三是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在这一阶段,从“计划”走向“市场”的历史性选择,使得我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被普遍接受,全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跨越。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成为判断改革成败的三条标准。

在这一阶段,(1)生产力发展水平虽然还只是处在相对高点,但全社会的效益崇拜已到了非理性的边缘,表现为:利益追求的竭泽而渔、财富期望的短视浮躁、欲望导致的行为目标迷失、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制度空洞的“合法利用”,从而导致全社会付出高昂的发展代价。(2)产业结构调整、三农问题瓶颈、区域发展差距成为经济发展的三大难题。此时,战略调控的利益抉择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严峻。宏观调控政策中的制度弱化与执行弹性、区间矛盾与周期忽视、行政干扰与利益平衡等,使得诸多措施不得不选择策略性的让步。(3)随着经济飞速发展的惯性,使正在制定和完善的各种相关制度未曾出台就已落后,而各种利用制度真空侵吞国有资产、巧取豪夺公共资源、占有改革开放巨大成果的腐败行为,成为部分权力拥有者的特权。在此前提下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则被忽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转型最终带来了社会转型,此时的特点表现为人们对不健全的体制、机制、法制的零容忍,“人民”意识空前高涨,其外在表现便是加快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成为国人的目标。

第三阶段:以“讲和谐”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完善阶段。

这个阶段(2001年―迄今)最初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唯GDP论,在考量各领域的发展状况时往往以单一GDP指标为依据。但很快人们就发现唯GDP无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如无法有效衡量社会成本、反映社会贫富差距的社会矛盾、甚至引发道德异化、出现数据失真等问题。当人们意识到GDP的这些缺陷时,从GDP图腾走向社会多元和谐就成为全社会的理性选择。

这一阶段,由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多种矛盾的缠绕,以及矛盾之间的共振性关联,使得建立健全社会福利指标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刚性需求,如就业问题与解决途径;医疗、养老、教育等公共产品分配的社会公平与指标确立;改革时期社会贫困消除的量化与监测等。同时,由于传统的旧伦理观承载不了当代太多的使命,难以提供现代社会生活所需的更厚重的社会教化功能,因此,新伦理建设成为当务之急。毋庸置疑,在一个多元价值体系的时代,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前提,道德教养的完善是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科学素养的培育是和谐社会的精神提升,法律素质的提高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而社会责任的提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在转型时期,新伦理建设主要涵盖三方面的内容:(1)新经济伦理建设是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它要求遵循效率与公平兼顾原则、“求利”与“取义”相协调原则、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重原则。(2)新政治伦理建设是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其核心内容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其中,科学执政是基本前提和总体目标,民主执政是本质所在,依法执政是基本途径。三者相互联系,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体系。(3)新生态伦理建设是和谐社会的文明追求。新生态伦理观包括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坚持生态与“人态”的和谐共生;二是设定生态“必要伤害”的底线;三是倡导新生态理念的价值判断。

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三个阶段的划分,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提供了实践佐证。三个发展阶段,虽然各具个性,都有诸多曲折和亟待消除的不和谐因素,但其发展都展现了梯度的规律,都富有中国特色,其共性都是对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这些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的肯定和高扬,其梯度发展的实践理念是对实践本质的思考,其梯度发展的系统理论是对发展逻辑的尊重,其梯度发展的创新理念是对世界潮流的响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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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叶秀峰.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浅析邓小平“台阶式发展论”[J].思想研究,2006,(4).

科学决策的主要特征篇6

一、指导思想

按照“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总要求,结合学习调研、查找问题,按照边学边改的思路,组织党员干部深入挂钩联系点,围绕“科学发展情系民生”这一主题,开展“五个一”活动,即征求一次群众意见、宣讲一次惠农政策、做一件实事、走访一户困难群众、交一个农民朋友。通过“五个一”活动,听意见、解难题、办实事,实现“进万家门、解万家难、暖万人心”的目标,使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实践活动实实在在的成果。

二、主要任务

活动要突出实践特色,坚持走群众路线,集中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广大党员干部要积极参与,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好实践,从实践中提高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活动时间从20__年4月22日开始,至5月6日结束。

(一)征求一次群众意见

通过发放征求意见表、设置征求意见箱、开通征求意见电话、召开有关单位及人员参加的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就如何开展好学习实践活动,找准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要深入农村、深入群众,向群众宣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取得的成效,征求他们对科学发展观的意见建议,了解他们最希望解决的问题,倾听群众呼声。

(二)宣讲一次惠农政策

要以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为抓手,在寓教于乐中宣传惠农政策,调动广大群众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媒体,让党的惠农政策“有声音”、“有图像”;要结合农村实际,利用赶集天等人流集中的时机,向群众发放气象科普知识及农村实用技术推广资料等。

(三)为基层做一件实事

要深入基层了解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帮助基层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对策,积极筹措资金、争取项目,加大对基层的帮扶力度,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农业科技、教育等方面要给予大力支持。

(四)走访一户困难群众

要开展结对帮扶困难群众活动,通过深入调研,全面掌握并确定帮扶对象;要实行单位或个人结对帮扶困难群众的制度,每名党员至少走访一户困难农户或一户困难企业职工;走访活动与送温暖活动一并进行,通过走访慰问,让群众感受到党的温暖,逐步树立起脱贫致富的信心。

(五)交一个农民朋友

要深入农户家中,真心实意与农民群众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存在困难,及时帮助他们理清脱贫致富思路;鼓励农民朋友参加各种技能培训,投入到新农村建设工作中来;要将农民群众发展成为调整产业结构的“信息员”,通过他们了解掌握基层的“声音”,为党委、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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